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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期(总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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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秉持每期均推出“世遗”项目的初衷,继创刊号刊出应县木塔和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本期展示北京故宫和雅典卫城等人类遗产研究与保护经典案例,以飨广大读者。 在经历了近600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北京故宫竟能以如此完整的存在状态,向世人宣示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载体功能,以及令人惊叹的遗产价值含量,这自然与紫禁城百年来的维护历程和如今的“平安故宫”保护工程计划密不可分。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以其在同济大学的长篇演讲稿为基础,通过本刊高度概括地为读者展现了这一遗产载体的全貌与价值含量,以及将其保存和延续到下一个600 年将会遇到的种种难题及其解决途径。 故宫建筑遗产的完整保护及文献档案材料的相对丰富,使学者可以对其作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刘畅的文章在梳理乾隆皇帝于紫禁城之内兴造的时间线索、规制线索的基础上,选择建福宫花园之延春阁和宁寿宫花园之符望阁为典型案例,力图找到解读乾隆建筑设计深层想法和建筑设计参与的隐藏线索,并通过对案例的详尽解析,探讨乾隆皇帝参与建筑设计的深度和可能的思想动机。 继创刊号对50 年间围绕《威尼斯宪章》发生的各种讨论进行回顾之后,本期美国学者保罗·哈丁·卡普(PaulHardin Kapp)聚焦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威尼斯宪章》第9 条“当代印迹”原则的讨论。他认为,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成为被保护对象的情况下,应对“当代印迹”原则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卡普的讨论已经超出《威尼斯宪章》中文化遗产的适用范围,涉及对此概念之外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适应性利用问题。 将两者相提并论并用相似尺度来衡量是否合适可以继续讨论,正如对文化遗产范畴的理解一直在变化一样。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的遗产保护观念及其行动,其实是对启蒙现代性负面后果的反思和修正。陆地撰文认为,建筑遗产的保护思想在启蒙运动以前的传统社会就已存在,与前者既有渊源关系,又有本质区别。通过陆文的辨析,或许可以一探人类心灵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演化历程。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苏联时期,俄罗斯就作为其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开始了历史城市保护工作。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作为其各种资源的最大继承者,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历史城市保护制度一直进行着各种调整。李文墨和张松的文章试图对俄罗斯历史城市保护制度的演变历程与特征进行分析,以求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提供借鉴。 2013 年,沃菲尔德先生将其50 年来记录的10 万余张世界各地风土建筑影像的电子版赠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图书分馆。他在本期《风土图记》专栏中,一如其惯常的写作风格,继续以专题图说的形式呈现这些影像资料,主题是建筑与大地的契合关系。 如果说中国文明历史身份的完整见证地非北京的明清故宫莫属,那么西方文明历史身份的见证地就应首推希腊的雅典卫城。雅典卫城是希腊文明辉煌期的显要地标,也是全球瞩目和景仰的人类史迹纪念地。如何对这处有着逾2 500 年历史的著名遗址进行修复,该工程负责人瓦西利基·艾莱夫特里乌(Vassiliki Eleftheriou)和迪奥尼西娅·马夫罗马蒂(Dionysia Mavromati)应本刊之约特撰文详述。论文记述了该工程自1975 年以来漫长的实施过程,讨论了废墟加固、复位、地志延续、历史信息实录与保存等关键技术的应用方式。 儋州故城是海南保存面积最完整的古城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常青研究室历时多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深度研究,提供的保护方案已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本期呈现了几年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 中瑞合作的沙溪复兴工程已进行了15 年的时间,对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充分讨论正当其时。本期刊发的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沙溪复兴工程的各个侧面。瑞士学者克里斯蒂安·伦费尔(Christian Renfer)对沙溪复兴工程的思考,反映出一个欧洲保护工作者的遗产价值观和独到见解;黄印武对榫卯构造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阐述如何将之应用于沙溪当地木构建筑的保护实践中去,并藉此讨论了建筑遗产本体真实与本意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城市笔记人”刘东洋则以富于学理的才思,对黄印武的一部《在沙溪阅读时间》作了简明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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