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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期(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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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建筑遗产领域,主旋律始终关乎保护对象身份的认定、存真方法的尝试,或实用开发的谋划。无论如何,这些关注点均聚焦于保护本体,使这个领域成为一种代表着价值理性和文化操守,与现代性诱导下的社会激进发展相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在悄然兴起,即批判性的历史保护观及其实践。这种声音认为,遗产保护不应是一个孤立的领域,一种独立的事体,不宜与所在城市、区域的生活演进相脱节;遗产的价值也不仅仅内在于其本体,而是多样性的存在,并为感知主体所反映和反馈。本期在《研究聚焦》和《理论与历史》栏目刊出了几篇重头文章,对之展开了专门讨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兰德尔·梅森对“以价值为中心的历史保护”作了精辟论述,他援引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观点,认为价值的多样性植根于感知主体思想的多样性,而非被感知对象自身的特质。接着,他又借用大卫·洛温塔尔的话说,有关遗产的今昔关联属于人为的建构,而非二者间自然的延续,所以历史保护不应与社会整体演进相脱离,而是要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一种推力(urbanistic impulse)。随后,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保护既要借助内在的技术手段解决实用性问题,又要通过外在的“记忆文化”对社会进程施加策略性影响,因此“历史保护是当代社会极其审慎地进行文化塑形的方式之一”。这篇论文无疑为我们打开了透视历史保护未来方向的另一扇窗口。 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在《用中国本土的原创建筑来保护城市》一文中,谈了对其参与设计的杭州中山路保护与更新工程的思考,认为次等的旧建筑不要因为其“破烂”便予以拆除,因为活的历史城市形态应是包含着这些“破烂”的多样性拼贴,属于存真的范畴。他藐视假古董的“风格粉饰”,坚决反对一切仿古,主张“新旧夹杂、和而不同”,这也为其“本土原创”博得了道义和专业上的正当性,争取到了创意发挥的空间。 在本期的《理论与历史》栏目中,首推了清华大学教授吕舟题为《文化多样性语境下的亚太地区活态遗产保护》的文章。该文从审视《世界遗产名录》的角度,通过对从《威尼斯宪章》《巴拉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到《会安草案》的回顾,阐释了文化多样性和活态遗产概念在当代的演绎过程,并论及文化景观遗产作为新的遗产类型的影响,强调未来保护的趋势是活态遗产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结合。由于文化多样性在各国的风土建筑中呈现得尤其显著,本栏目还刊出了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史硕士学位主任亚当·梅纽吉的《英格兰风土建筑研究的历程》及其皇后学院建筑与艺术史教学主任詹姆斯·W·P·坎贝尔的《英国的风土建筑》两篇论文。前文提醒我们,“要在风土建筑和那些‘上流建筑’之间划一道清晰的边界是不现实的”,因为传统建筑的层级体系“连通了风土建筑与上流建筑的分界”,尽管二者间狭义的分界事实上当然存在。同时反思了20世纪50年代城市更新对英国城镇风土建筑遗产损毁的教训。后文对英国以住宅为代表的风土建筑之千载变迁作了扼要回顾,作者强调,英国多数百姓的住宅并非建筑师设计的公寓楼,而是以民间传统方式建造的风土建筑这样一个事实,并指出其传统的生命力即在于对生活变化的适应性。 本期的《沃菲尔德风土图记》,主题为“天然材料与地方身份”,对风土建筑的在地感做了直白的表述。在《案例解析》栏目中,本期重点刊载了风土建筑遗产的经典保存标本,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白川村合掌造民居”研究案例。作者为白川村办事处的公务员松本继太和长冈造形大学名誉教授宫泽智士,他们以一座合掌造民居两度拆移的历程,及其对文献和实物资料的缜密搜证,揭示了这种古老的民居形制在近世的时空变化轨迹,再次展现了日本遗产研究精细深入的学风。此外,本期还刊出了上海大学副教授宾慧中博士《滇西北剑川匠系世传营造口诀》和同济大学讲师邵陆博士《从祭天敬祖仪式看白族民居的空间观念》两篇论文。事实上,风土建筑除了极少量的遗产标本,或被商业所包装的“观光产品”,大多数已经或正在被现代建筑所取代。然而,现代建筑又是如何表达风土建筑所拥有的地域特征和在地身份的呢?本刊兼职编辑潘玥通过评介《现代建筑与地中海地区:风土对话与身份之争》一书,尝试对此命题做了初步的解析。 本期最后,刊载了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主任戴仕炳等,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圣母雪地殿壁画保护的专项研究论文。该文通过对壁画所在不同室内界面物理环境的监测和分析,讨论了其绘制方法与材料病理,提出了对症下药的抢救性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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