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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6年第4期(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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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第四期的《研究聚焦》栏目锁定了石库门里弄遗产议题。这是因为不久前这个议题所涉及的某个风貌区边缘石库门里弄,由于被不当拆除,遭到中央电视台曝光,从而引起学界、业界乃至社会上的高度关注。目前这一议题仍在持续发酵,比如与之密切相关的上海最大的石库门里弄“建业里”翻建风波,仍是网上的热议话题。为此,本刊特约同济大学副教授刘刚和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高级工程师林沄撰稿,立足于他们长期对上海石库门里弄变迁的跟踪研究和实践参与,对这一城市遗产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刘刚以《上海石库门里弄的存废》为题,讨论与石库门里弄的历史和现实有关的六个方面问题及其症结所在;林沄以《上海里弄保护与改造实践述评》为题,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关里弄保护与改造案例进行分析。 在《历史与理论》栏目,本期刊出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研究部副主任安德烈亚 · 纳内蒂与该校教授张寿安,以及同济大学教授梅青三人合著的题为《可持续遗产影响因素理论——遗产评估和规划的复杂性框架研究》的文章。该文提出,应以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建构和以多种数据支撑的科学方法,使遗产成为影响社会运作中政治决策和价值凝聚的知识体系。美国海军学院助理教授左拉拉的专题文章《中国历史古迹保护的战时合作——罗伯茨委员会在华活动考(1944—1945)》,评介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机构罗伯茨委员会,组织中美两国学者协力保存中国文化遗产,使其免遭空袭破坏的这段尘封的历史,资料多采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清华大学建筑史博士后张力智对乡土建筑遗产有独到的观察和探究,他的《正房中的黑暗巷道——管窥闽南大厝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内涵》一文,对近代南洋建筑中的欧洲元素对闽南沿海地区民居产生的间接影响,作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微观遗产分析。 本期《沃菲尔德风土图记》的主题是“建筑打开文化之门”,作者继续以简素的行文和清新的图像,讲述风土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的生命故事——通过物质形式反映一个社会的特质。 在《案例解析》栏目,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教授马克 · 威尔肯斯的《萨加拉苏斯案例研究——勘查与展现一座保存良好之古城的准则》一文,通过对土耳其现已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古城萨加拉苏斯遗址的调研勘查,为促进古城遗址的勘查、整理、实录和复位等保存和展现工作更加科学化和精密化,提出了指导准则。特别是作者提出的当单体构件超过85%时便可将之复位或复原再现的主张。维也纳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董书音的论文《维也纳霍夫堡皇宫“旧儿童翼”区域木屋架结构历史变迁研究》,对这个始建于13世纪,并在文艺复兴后期和巴洛克时代经多次改造,于18世纪形成罕见的三折屋架,最终在19世纪被改建为孟莎式屋顶的木构建筑演变轨迹,作了比较明晰的实证研究。本栏目的压轴之作是天津大学两位副教授何捷和丁垚的论文《纸牌游戏中的遗产教育》。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不幸导致了该国境内人类文化遗产惨遭毁坏的可悲后果。但与此同时,美军又在兵营娱乐活动中以扑克牌上套印遗产图像的形式,进行了战时遗产保护的普及教育。作者对这种寓教于乐的遗产教育方式所具有的普遍借鉴意义作了引申性探讨。 本期《书评》栏目刊出了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李光涵对法国人文学科领域经典学者弗朗索瓦斯 · 萧依的名著《建筑遗产的寓意》一书的述评。

2016年第3期(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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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建筑遗产领域,主旋律始终关乎保护对象身份的认定、存真方法的尝试,或实用开发的谋划。无论如何,这些关注点均聚焦于保护本体,使这个领域成为一种代表着价值理性和文化操守,与现代性诱导下的社会激进发展相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在悄然兴起,即批判性的历史保护观及其实践。这种声音认为,遗产保护不应是一个孤立的领域,一种独立的事体,不宜与所在城市、区域的生活演进相脱节;遗产的价值也不仅仅内在于其本体,而是多样性的存在,并为感知主体所反映和反馈。本期在《研究聚焦》和《理论与历史》栏目刊出了几篇重头文章,对之展开了专门讨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兰德尔·梅森对“以价值为中心的历史保护”作了精辟论述,他援引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观点,认为价值的多样性植根于感知主体思想的多样性,而非被感知对象自身的特质。接着,他又借用大卫·洛温塔尔的话说,有关遗产的今昔关联属于人为的建构,而非二者间自然的延续,所以历史保护不应与社会整体演进相脱离,而是要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一种推力(urbanistic impulse)。随后,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保护既要借助内在的技术手段解决实用性问题,又要通过外在的“记忆文化”对社会进程施加策略性影响,因此“历史保护是当代社会极其审慎地进行文化塑形的方式之一”。这篇论文无疑为我们打开了透视历史保护未来方向的另一扇窗口。 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在《用中国本土的原创建筑来保护城市》一文中,谈了对其参与设计的杭州中山路保护与更新工程的思考,认为次等的旧建筑不要因为其“破烂”便予以拆除,因为活的历史城市形态应是包含着这些“破烂”的多样性拼贴,属于存真的范畴。他藐视假古董的“风格粉饰”,坚决反对一切仿古,主张“新旧夹杂、和而不同”,这也为其“本土原创”博得了道义和专业上的正当性,争取到了创意发挥的空间。 在本期的《理论与历史》栏目中,首推了清华大学教授吕舟题为《文化多样性语境下的亚太地区活态遗产保护》的文章。该文从审视《世界遗产名录》的角度,通过对从《威尼斯宪章》《巴拉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到《会安草案》的回顾,阐释了文化多样性和活态遗产概念在当代的演绎过程,并论及文化景观遗产作为新的遗产类型的影响,强调未来保护的趋势是活态遗产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结合。由于文化多样性在各国的风土建筑中呈现得尤其显著,本栏目还刊出了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史硕士学位主任亚当·梅纽吉的《英格兰风土建筑研究的历程》及其皇后学院建筑与艺术史教学主任詹姆斯·W·P·坎贝尔的《英国的风土建筑》两篇论文。前文提醒我们,“要在风土建筑和那些‘上流建筑’之间划一道清晰的边界是不现实的”,因为传统建筑的层级体系“连通了风土建筑与上流建筑的分界”,尽管二者间狭义的分界事实上当然存在。同时反思了20世纪50年代城市更新对英国城镇风土建筑遗产损毁的教训。后文对英国以住宅为代表的风土建筑之千载变迁作了扼要回顾,作者强调,英国多数百姓的住宅并非建筑师设计的公寓楼,而是以民间传统方式建造的风土建筑这样一个事实,并指出其传统的生命力即在于对生活变化的适应性。 本期的《沃菲尔德风土图记》,主题为“天然材料与地方身份”,对风土建筑的在地感做了直白的表述。在《案例解析》栏目中,本期重点刊载了风土建筑遗产的经典保存标本,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白川村合掌造民居”研究案例。作者为白川村办事处的公务员松本继太和长冈造形大学名誉教授宫泽智士,他们以一座合掌造民居两度拆移的历程,及其对文献和实物资料的缜密搜证,揭示了这种古老的民居形制在近世的时空变化轨迹,再次展现了日本遗产研究精细深入的学风。此外,本期还刊出了上海大学副教授宾慧中博士《滇西北剑川匠系世传营造口诀》和同济大学讲师邵陆博士《从祭天敬祖仪式看白族民居的空间观念》两篇论文。事实上,风土建筑除了极少量的遗产标本,或被商业所包装的“观光产品”,大多数已经或正在被现代建筑所取代。然而,现代建筑又是如何表达风土建筑所拥有的地域特征和在地身份的呢?本刊兼职编辑潘玥通过评介《现代建筑与地中海地区:风土对话与身份之争》一书,尝试对此命题做了初步的解析。 本期最后,刊载了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主任戴仕炳等,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圣母雪地殿壁画保护的专项研究论文。该文通过对壁画所在不同室内界面物理环境的监测和分析,讨论了其绘制方法与材料病理,提出了对症下药的抢救性修复措施。

2016年第2期(总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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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秉持每期均推出“世遗”项目的初衷,继创刊号刊出应县木塔和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本期展示北京故宫和雅典卫城等人类遗产研究与保护经典案例,以飨广大读者。 在经历了近600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北京故宫竟能以如此完整的存在状态,向世人宣示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载体功能,以及令人惊叹的遗产价值含量,这自然与紫禁城百年来的维护历程和如今的“平安故宫”保护工程计划密不可分。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以其在同济大学的长篇演讲稿为基础,通过本刊高度概括地为读者展现了这一遗产载体的全貌与价值含量,以及将其保存和延续到下一个600 年将会遇到的种种难题及其解决途径。 故宫建筑遗产的完整保护及文献档案材料的相对丰富,使学者可以对其作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刘畅的文章在梳理乾隆皇帝于紫禁城之内兴造的时间线索、规制线索的基础上,选择建福宫花园之延春阁和宁寿宫花园之符望阁为典型案例,力图找到解读乾隆建筑设计深层想法和建筑设计参与的隐藏线索,并通过对案例的详尽解析,探讨乾隆皇帝参与建筑设计的深度和可能的思想动机。 继创刊号对50 年间围绕《威尼斯宪章》发生的各种讨论进行回顾之后,本期美国学者保罗·哈丁·卡普(PaulHardin Kapp)聚焦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威尼斯宪章》第9 条“当代印迹”原则的讨论。他认为,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成为被保护对象的情况下,应对“当代印迹”原则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卡普的讨论已经超出《威尼斯宪章》中文化遗产的适用范围,涉及对此概念之外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适应性利用问题。 将两者相提并论并用相似尺度来衡量是否合适可以继续讨论,正如对文化遗产范畴的理解一直在变化一样。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的遗产保护观念及其行动,其实是对启蒙现代性负面后果的反思和修正。陆地撰文认为,建筑遗产的保护思想在启蒙运动以前的传统社会就已存在,与前者既有渊源关系,又有本质区别。通过陆文的辨析,或许可以一探人类心灵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演化历程。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苏联时期,俄罗斯就作为其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开始了历史城市保护工作。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作为其各种资源的最大继承者,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历史城市保护制度一直进行着各种调整。李文墨和张松的文章试图对俄罗斯历史城市保护制度的演变历程与特征进行分析,以求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提供借鉴。 2013 年,沃菲尔德先生将其50 年来记录的10 万余张世界各地风土建筑影像的电子版赠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图书分馆。他在本期《风土图记》专栏中,一如其惯常的写作风格,继续以专题图说的形式呈现这些影像资料,主题是建筑与大地的契合关系。 如果说中国文明历史身份的完整见证地非北京的明清故宫莫属,那么西方文明历史身份的见证地就应首推希腊的雅典卫城。雅典卫城是希腊文明辉煌期的显要地标,也是全球瞩目和景仰的人类史迹纪念地。如何对这处有着逾2 500 年历史的著名遗址进行修复,该工程负责人瓦西利基·艾莱夫特里乌(Vassiliki Eleftheriou)和迪奥尼西娅·马夫罗马蒂(Dionysia Mavromati)应本刊之约特撰文详述。论文记述了该工程自1975 年以来漫长的实施过程,讨论了废墟加固、复位、地志延续、历史信息实录与保存等关键技术的应用方式。 儋州故城是海南保存面积最完整的古城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常青研究室历时多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深度研究,提供的保护方案已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本期呈现了几年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 中瑞合作的沙溪复兴工程已进行了15 年的时间,对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充分讨论正当其时。本期刊发的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沙溪复兴工程的各个侧面。瑞士学者克里斯蒂安·伦费尔(Christian Renfer)对沙溪复兴工程的思考,反映出一个欧洲保护工作者的遗产价值观和独到见解;黄印武对榫卯构造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阐述如何将之应用于沙溪当地木构建筑的保护实践中去,并藉此讨论了建筑遗产本体真实与本意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城市笔记人”刘东洋则以富于学理的才思,对黄印武的一部《在沙溪阅读时间》作了简明的评析。

创刊号

现代社会对历史建筑价值的认知,直接肇始于 18—19 世纪欧洲的启蒙现代性 (modernity,以下简称现代性 )。 当人类开始走出前工业文明,奔向希冀万事合理、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时,在如何处置旧时代的躯壳——历史 建筑或历史空间 (monument, historic place),也即今日所称“建筑遗产”的态度和方式上,触发了持续百年的 进化论战。正是这一论战,推动了保护观念和方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普世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 现代性的要旨之一,是普遍地追求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物质意义上的合理进化途径。以此为由,建筑的 新陈代谢似乎天经地义,不合今用的旧建筑就该为新建筑所取代,此即建筑现代性的实质。譬如 19 世纪中叶“奥 斯曼计划”对旧巴黎城的大规模改造,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情势所迫,将一半以上中世纪以来的旧街区和故旧 建筑拆除殆尽。犹如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建筑现代性在此时此地的城市改造中表现得同样 激进。然而正是这一剧烈的城市改造运动,反倒唤醒了价值理性——对历史建筑的留恋和价值思考,导致对建 筑现代性的顽强抵抗,并催生了欧洲 19 世纪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保护法。从此,大拆大建再难畅行无阻, 保护意识渐次深入人心。 百年之后 , 中国也宿命般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演化进程,各地在城市化和旧区改造中同样毁弃了太多的历史 空间。耐人寻味的是,巴黎的大部分历史空间,不过是奥斯曼计划改造后的新古典景观,几乎可以说是工业时 代早期的产物,保护和利用相对容易。相较之下,中国城乡历史空间的主体却是农耕文明的形态,在物质现代 性的摧枯拉朽面前就脆弱得多了,以致不少情形下,保护难,何止难于上青天!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和旧城 改造的成就空前绝后,惊世骇俗,但教训深刻的代价和损失却也覆水难收。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历史空间的去留 问题,而是同时表明,我们已经或正在失去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也即赖特大师 (F. L. Wright) 曾经描 述过的,使居者能有“此地人”感觉 (native feeling) 的那些本土环境特征和身份认同。“载体”将尽,“乡愁” 何堪!不得不发问的是,在空前规模的城乡改造之后,我们的社会系统还能有把握地留住多少那样的历史馈赠, 又能自信于在新的建成环境中含有几分的“本土化”,留给未来几多的文化遗产?这分明也考验着一个社会“软 实力”和文化底气的强弱。 世纪之交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扩展更为迅猛,物质现代性正以更快的速度消解着地域文化的差异,销 蚀着濒危历史空间的生存。与此相伴随,本土化和遗产保护的观念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布,并日益为中国社 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一个比较乐观的迹象是,在中国城乡改造浪潮中,保护意识近年来似乎已作为主流价值 观的一部分,登上了社会公义的高地。不仅如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对绝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持续使用着的 历史空间而言,保护不是要阻碍进化,而是要管控变化;保护不但要“存”,还得要“续”。“存”是“存真”, 即保存真实的历史载体 (authenticity);“续”是“接续”,即加入恰当的新元素,对保护之于“再生”进行必要 的空间补偿 (addition)。而“再生”,即“适应性再利用”,是以存续为基础的历史空间“活化”。因此,保 护并非一件孤立的事体,而应纳入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格局。 自朱启钤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算起,中国的建筑遗产研究已历时 80 余载,其成果为学科巨擘梁思成和 刘敦桢开创的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所涵盖,奠定了历史空间保存和修缮的学术基础。然而,当时研究的目的既 是出于文献与实物史料的整理、鉴定、编年等治史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表达民族国家理念及其建筑象征的政 治诉求,以致成了数十年来建筑界有关传统与现代风格之争的思想根源。由此,对历史空间深层价值及其新旧 存续关系的认知水平,在很长时期内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 从整体上看,以当代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理论、研究范式及保护方法,对各类历史空间进行更具现实及未 来意义的学术探索和工程实验,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正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在互动交流中向前迈进。 不言而喻,这一领域迫切需要一个共享的跨学科交流平台。于是,在国内外相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下,经过八 载筹备,中国该领域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双语专业期刊《建筑遗产》的创刊号终于正式问世,可说是应运而生, 意义非凡。本刊将以瞻前顾后的辩证史观和全球在地的视野视点 , 全面展现学科前沿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提 升该领域的整体专业水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 推进中国城乡可持续发展与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做 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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